1945年8月26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苏美英三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去了重庆，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36年8月25日　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致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公开信郑重宣告：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这封致国民党书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50年8月24日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题为《建设与团结》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要进行建设，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而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44年8月23日　毛泽东同谢伟思谈国共关系问题。谈话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

1937年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分析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他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红军主力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1980年8月21日、23日　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1935年8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方向的报告，并作会议总结。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向东（陕西）还是向西（青海、新疆）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会后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补充决定还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

1961年8月19日　毛泽东同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谈话。谈话指出：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使大家认为是共产党说不会打了，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

1927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长沙市郊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在讨论秋收暴动问题时指出：湖南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他在讨论中还提出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他在八七会议上发言的丰富和补充。

1938年8月17日　关于边区货币政策的原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彭真并告朱德、彭德怀。电报指出：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四、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0年8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及其对策。周恩来针对目前国内存在中日妥协可能的情况，发言指出：我们同国民党谈判时可在小问题上让点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周恩来还提出了让步的具体意见。毛泽东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2006年8月15日　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对全党学习《江泽民文选》提出要求。他指出：学习《江泽民文选》，必须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进一步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更好地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使党始终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他指出：学习《江泽民文选》，要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活的灵魂，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努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要牢牢把握和坚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我们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切实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奠定坚实群众基础、提供强大奋进力量。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他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就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取得的重要成果。这篇讲话收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1948年8月1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电报指出：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1940年8月13日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聂荣臻、彭真等。电报提出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指出：（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团结全党干部，必须明确地规定下列关系：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地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老干部。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和老部队。（四）由于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全般性，进步性，复杂性、多样性，计划性、组织性，统一性，实际性，精细性，战斗性。

1933年8月12日　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着重说明经济建设对支持革命战争、发展红色区域的重大作用。报告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报告提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报告还批评了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那种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不对的；那种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这篇报告和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这篇报告的一部分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45年8月1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1936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使日本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报告还指出：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军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毛泽东在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1945年8月9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指出：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如何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了地方，扩大了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大城市归中央管。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1940年8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后讲话。谈到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时指出：今后要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在国民党统治区党内要提出“打入社会”的口号。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谈到统一战线工作问题时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苏维埃、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最后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

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毛泽东的发言共讲四个问题：第一，国民党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提出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