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27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发言指出：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关于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要先将东北军两个师消灭，若能打两个胜仗，即可在严冬之前打破“围剿”。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0月26日　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中革军委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指出：目前敌军正在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我们一定要运用去年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我们不要只看见军事力量的对比，还要从政治上动员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不应只管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还要注意全国苏区红军的配合。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弱点以最重大之打击，来各个击破敌人。

1930年10月25日—26日　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九江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阀混战停止后，正调集军队向江西革命根据地推进等情况，指出：红军决不能冒险去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红军应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和有利地形等条件，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朱德等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这一主张，认为当前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积极防御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地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另外一点，就是不了解战略与战术活泼的运用，战略是依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1950年10月24日　周恩来在政协全国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951年10月23日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开幕词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还指出：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

1935年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吴起镇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他还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指出：长途行军中间所决定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应说明我们的新任务，提高部队对巩固与扩大苏区的自信心。这次会议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1958年10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并讲话，提出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的策略。讲话指出：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我们的方针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1925年10月20日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刊发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发刊词指出：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这篇发刊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7年10月19日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讲演指出：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又指出：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53年10月18日　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时，谈话指出：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45年10月17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这次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是有收获的，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他同时指出：解放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报告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这篇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37年10月16日　刘少奇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发表。其中阐明了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和战略地位，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它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如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等。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小册子还就如何建立游击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以及对华北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等基本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这篇文章节编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35年10月15日　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派、从长征途中辗转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情况，报告指出：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我们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行程一万多里，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二十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红军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六面的夹击，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遵义会议以后，红军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表现出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她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西征中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1942年10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37年10月13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秦邦宪、叶剑英。电报指出：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我们红军全处被动地位，河南亦立受威胁。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电报提出八项具体的作战意见。

1938年10月12日—14日　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报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为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指明了方向；报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报告共八个部分：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这篇报告在当年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发表，后出版单行本。其中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5年10月11日　毛泽东于本日返回延安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经过。他指出：重庆会谈纪要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国民党给不出和平，国民党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

1937年10月10日　毛泽东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85年10月9日　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时阐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他指出：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看来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这对于两个超级大国发动战争都有一种制约的作用，使得它们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过去乐观一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减少一百万军队，都是从这个考虑出发作出的决定。有这样的判断，才能使我们用全力来发展经济。

1945年10月8日　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发表演说。演说指出：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系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