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5日—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五日，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38年9月14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王稼祥在十四日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指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央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41年9月13日　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谈到调查研究的作用时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革命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谈到调查方法时提出两点：（一）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我们认识事物需要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二）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又指出：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要在谈话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1953年9月12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阐明了胜利的原因和意义。讲话指出：我们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领导的正确是一个因素，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在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抗美援朝战争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1947年9月11日　关于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根据地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粟裕电。电报指出：在目前几个月内，西兵团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漱石、黎玉、谭震林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37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发言指出：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张闻天指出：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

1951年9月9日　毛泽东批转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强调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批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44年9月8日　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并讲话，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强调：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篇讲话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37年9月7日　毛泽东撰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33年9月6日　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上作《今年的选举》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报告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二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

1947年9月5日　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等问题，刘少奇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在对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比较后认为，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利多害少，建议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及整党、组织农民与进行农村民主运动及生产运动的方法等。次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复电指出：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除此，还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毛泽东的复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49年9月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指示指出：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1947年9月3日　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提出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电报指出：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德怀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58年9月2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他在谈话中修正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个观点，指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国家，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可以先取得半独立的状态，然后完全独立。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26年9月1日　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序言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序言还指出：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的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而农民运动则是推翻地主政权，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这篇序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6年8月31日　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叶剑英、李克农。电报指出：美蒋在三个问题上已取得一致意见，即不承认全国内战，不承认调解失败，不愿撤兵（即美军）。现时斗争已临最后一幕，中心对美，只要使马歇尔、司徒雷登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都已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骗局再也继续不了。次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复电周恩来并告叶剑英表示：同意你的估计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的方针，望坚决执行；目前只有这一方针才能与解放区胜利的自卫战争相配合，彻底击破反动派的进攻。

1943年8月30日、9月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对美国很迷信。中间阶层面大，但组织弱，行动散漫，斗争经验缺乏。现在大后方通货膨胀。从我们来说，大后方的工作要服从根据地的基本利益。大后方的工作方针是争取无产阶级对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过去陈绍禹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我们主张：积极抗战，反对消极抗战：坚持团结，不怕分裂；同国民党平等合作；真正进步，反对落后倒退；争取外援，反对依靠外援。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对党内教育的口号应是争取好转，不忘逆转，争取合作，警惕突然事变的到来。

1939年8月29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他指出：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到达重庆，在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谈话指出：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1941年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工作及党内教育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召开以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陈绍禹、张闻天、陈云、何克全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关于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毛泽东发言分析党内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把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去，提出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他指出：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