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科技自立自强》，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940年12月3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电报就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作出部署，指出：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

1948年12月3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根据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情况，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文章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召集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50年12月29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电报就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指出：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三八线南北），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又强调：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固守汉城及三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一种情况。

1929年12月28日、29日　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在深入调查了解红四军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内容包括：

1950年12月26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电报指出：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还强调：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1947年12月25日—28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举行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纠正的办法。

1959年12月24日—26日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1939年1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要利用阎锡山实际上已反共，表面上还没公开反共的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张闻天指出：总之在政治上要做到有理，在军事上要取得胜利。当我没有准备好，不妨稍为退让一点。

1950年12月22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上加写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1939年12月21日　毛泽东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文章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以《纪念白求恩》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26年12月20日　毛泽东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他到湖南考察的大会，并发表题为《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它一步。会后，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

1936年12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