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同意中央北进方针，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二十八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

1948年6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规定十八项工作内容必须在事先或事后报告中央。其中包括：税收政策；工资政策；每年财政预算；全区脱离生产人员的数量和人口数量的比例；全区每年土改工作范围、政策及干部配备；全区生产计划、投资及贷款计划；货币政策及发行计划；外交政策、外交事件之处理及外人宗教案件之处理；文化教育政策；高级人民代表会议及高级政府组成中我党与他党及非党人员的配备；我党与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员合作的政策；区党委或省委的书记、副书记及委员的配备等。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27年6月24日　根据长沙发生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中共湖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去长沙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到湖南后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1937年6月23日　毛泽东再次会见彼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构成，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它的一翼，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另一翼。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导致曲折的斗争。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中国国内来说，建立民主共和国是统一战线工作在目前阶段的主要目标。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提上下一步的议事日程。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前途，第一步是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中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呢？首先，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西方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历史是根本不同的，那时是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权。因此，中国的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也就不同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条件决定了中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还有国际条件，其中苏联的存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937年6月22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彼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关于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指出：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共产党并不要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谋求的只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1952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听取陈赓关于朝鲜战场情况汇报时谈到：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的落后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时，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

1936年6月20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二中全会书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反对强迫西南取消对日抗战来实现统一，但我们赞成南京及全国各地，立即宣布对日作战去与西南统一。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

1945年6月19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1983年6月18日　邓小平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指出：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问题。就整个国家建设来说，能源、交通运输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投资。他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45年6月17日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担任主祭，并发表演说。演说指出：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延安人民的代表联合在这里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所牺牲的人。这些牺牲者，有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我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纲领、政策。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斗的结果。中国有两大敌人、两座大山压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另一座大山就是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

1928年6月16日　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名义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转中央，初步回答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理由和方针。信中指出：此间军事布置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一）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二）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三）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

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开幕典礼上讲话。他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又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还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44年6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这是什么理由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国民党不然，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39年6月13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问题的结论。结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帮助、监督、批评国民党与蒋介石，使之能够从反汪精卫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还指出：去年三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要加紧党内教育。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要加强群众运动。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1929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四月五日的来信等。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提出让红军分散等意见是有些毛病。常委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建议征调一部分军事人才派往红四军。周恩来还指出：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中国游击区域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1945年6月11日　中共七大举行全体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致闭幕词。他指出：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带领中国人民挖山不止，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毛泽东的闭幕词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37年6月1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时指出：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

1941年6月9日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报提出在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1941年6月8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写的代论《论敌寇两面政策》。文章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的对策是针锋相对，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

1954年6月7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稿，提出技术改革的问题。他把“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的提法，改为“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修改稿认为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是实行社会革命；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强调最近几年之内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