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6日　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电报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如能在今明两年真正做好整风和审查干部，就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

1944年6月5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的形势，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

1947年6月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共中央局、战略区领导人电。电报指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我军所到之处，对于铁路员工及铁路上的铁轨、枕木、路基、桥梁、涵洞、车站设备等项，一律加以保护，并劝告人民一律保护。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

1948年6月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张震等电。电报指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士榘、唐亮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25年6月2日　周恩来向黄埔军校学生作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讲演。讲演着重论述了军队的性质和组织，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1943年6月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着重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领导方法，指出：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决定还指出：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要注意抓住中心工作，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这个决定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945年5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将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主要归纳为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1940年5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国共磨擦问题的报告。朱德指出：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毛泽东发言指出：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即使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我们要大大组织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这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1942年5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延安文艺界问题时指出：《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而且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目的就是要解决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文艺工作者怎么样结合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又是一种偏向。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才有群众。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我们要求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

1951年5月27日　毛泽东在听取陈赓、解方关于朝鲜战场情况汇报时，谈话指出：（一）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打法上同意彭德怀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二）应加强政治工作，使全体干部和战士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三）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四）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

1938年5月26日—6月3日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讲演。讲演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1941年5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指示。指示号召全党必须揭穿和反对正在日本、美国和蒋介石之间酝酿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军事进攻

1944年5月24日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讲话指出：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我们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延大的学习偏重政治、经济、文化这三门，各个根据地都搞这些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经济上要做到全面自给，几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全面自给，除了搞饭吃，还要生产各种用的东西。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工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

1947年5月23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李维汉转上海局、香港分局电。电报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各种斗争，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要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同一天，周恩来又电指出：为了瓦解蒋介石镇压后方的力量，应赶紧进行青年军及宪警中的士兵工作，使之由同情学生要饭吃、要和平的斗争，进到其本身要求加饷退伍的斗争。

1935年5月22日　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在彝族地区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篇布告收入《朱德选集》。

1944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报告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报告还谈到七大以后准备夺取城市的问题，指出：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谈到近期的国共谈判问题时指出：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毛泽东的工作报告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36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一）目的是为时局的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在学习文化、政治的同时，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

1935年5月19日　毛泽东同即将率领强渡大渡河先遣队通过彝族区的刘伯承谈话。谈话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1988年5月18日　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希萨诺时提出，各国搞社会主义都要独立思考。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38年5月17日　任弼时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此前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作说明和补充。其中指出：第一，中共中央估计武汉失守后，有可能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新的动摇。因此，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改变了苏维埃时期的政策，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抱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它一方面表示自大主义，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方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借统一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于它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或者成为它底下的一个派别。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第三，从内战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他们武器比较陈旧而不整齐，但是在运动战、游击战的方针下，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从敌人的侧后克敌制胜，建立根据地。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第四，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地位大大提高了，在群众中具有雄厚的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而国民党惧怕真正的群众运动，它的许多团体没有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共产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和推动作用，主要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之是否正确。因此，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任弼时的报告，打消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顾虑，为使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支持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六月十一日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篇报告收入《任弼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