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6日　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台湾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的观点，以反对美国“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图谋。文告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1928年10月5日　毛泽东在茅坪步云山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决议案首次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并着重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决议案指出：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之间持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是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条件。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能否长期地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决议案还阐明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39年10月4日　毛泽东写《〈共产党人〉发刊词》。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发刊词还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篇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47年10月3日　关于西兵团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电报指出：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四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刘邓指出：此种办法可制敌于死命。三日的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195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会上，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

1946年10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示总结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指出：我必胜，蒋必败，除了政治上、经济上蒋介石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等原因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指示还指出：改变敌我形势和争取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30年9月30日　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报告肯定朱毛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认为朱毛红军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是战略性的转变，是完全正确的。朱毛红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开辟新根据地的事实，是开始历史的新篇幅，完全是国内农民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向消灭军阀战争的发展的一个进程。

1929年9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的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指出：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指示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信中明确要求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这封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强调加强团结，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十月二十二日，陈毅向中共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十一月十八日，朱德、陈毅联名致信在上杭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同朱德、陈毅会合。这封信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5年9月27日　《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答英国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谈到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时指出：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谈到记者提出的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时指出：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谈到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时指出：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谈到日本投降后中共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时指出：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谈到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时指出：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77年9月26日　邓小平在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阿达姆斯等时指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目标是，在二十世纪末力求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当的部分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个别的超过。要达到以上目标，必须承认自己落后，这样才能向前迈进。我们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习中创新。

1950年9月25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祝词，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如果我们的部队是一支具有现代化装备的部队，而使用这些装备的人，又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充满着革命气概的英雄，那么，我们的部队就称得起是一支真正钢铁般的、无敌的部队。有了这样一支部队，我们就能确保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幸福，直至最后消灭战争。毛泽东的祝词和朱德的讲话，分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和《朱德选集》。

1939年9月24日　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谈到中国民主革命阶段性问题，他指出：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这篇谈话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36年9月23日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回答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指出：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是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国共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结束内战、团结起来；第三是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人士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抗日的原则，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抵抗外敌侵略；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加速发展国民经济。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9年9月22日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报告阐释没有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总纲的原因，表示：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指出：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49年9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他在陈述了中国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政协会议的由来及其作用之后，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1948年9月2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总结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要求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今后从中央局到地委，从前委到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并且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27年9月19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此前，本年六月中旬，毛泽东针对湖南的共产党员等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情况，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他提出：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七月四日，毛泽东在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提出上山的思想。他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1944年9月1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这篇讲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45年9月17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毛泽东等电，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电报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十万至十五万人北上。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1949年9月16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社论驳斥了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的荒谬论断，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又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还指出：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这篇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