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16日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撰写发刊词。发刊词指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5月15日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回答了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谈话指出：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的面前，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这篇谈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5年5月14日—15日　刘少奇连续两天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

1975年5月13日、14日　邓小平在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谈到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指出：美苏不夺取欧洲是称霸不了世界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力量，包括在军事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条件是欧洲自己能团结起来、强大起来。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经济秩序，建立一个合乎现在实际的新经济秩序，这是合理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个立场。坚决维护旧经济秩序的主要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欧洲国家，首先是法国，主张用对话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同石油生产国解决能源问题。我们欣赏这一立场。第三世界提出要把石油问题同其他原料问题一起考虑是无可非议的。只要按法国的主张采取对话方式，就能寻求到合理的途径解决原料和能源问题。

1935年5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郊外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军事指挥的认识，研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87年5月11日　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开放政策，中国也坚持开放政策。发展中国家不搞开放，就发展不起来。如果不懂得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又闭关自守，根本不可能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的响应，就非常困难。西方要发展，从长远讲，如果只在它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搞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新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已到了饱和程度的情况下，新市场在第三世界那里。在谈到解决世界热点问题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则，是任何人不能用武力去侵略别国。

1938年5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抗战形势问题。毛泽东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指出：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役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发言指出：我看现在国民党军集中五十个师与日军决战，是很危险的。现在一般人有一种错觉，因胜利而轻敌。这是对日本不正确的估计。事实上国民党有人企图在相当胜利之下便进行妥协。我认为中日战争仍是持久战，这是确定的方针。现在须要全国一致坚持持久战，不要因为小的胜利而冒险。

1952年5月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为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退补的比例，我们认为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这样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应说服干部和工人，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指示强调：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937年5月8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谈到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

1960年5月7日　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谈话指出：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又指出：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

1982年5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多伊时，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美元。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一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一千亿美元。

1948年5月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同陈毅、粟裕等商讨渡江问题后，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

1928年5月4日　毛泽东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朱毛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这次两军会师具有历史意义，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任务是：（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32年5月3日　毛泽东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电报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并陈述了两点理由：（一）三次反“围剿”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

1928年5月2日　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报告还汇报了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的策略：对内建立军队的党组织和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

1922年5月1日　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文章提出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指出：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文章强调：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劳工的三权问题无论怎样不注意，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31年4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

1939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长期抗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935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会议上发言。发言指出：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1945年4月27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