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6日　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谈话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谈到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1978年8月5日、6日　邓小平在同阿拉伯利比亚代表团会谈时指出：双方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没有关系。有些问题是要由实践来证明的，双方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允许我们继续考虑，继续观察。即使是最亲密的国家之间，也不可能对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同各国朋友打交道，总是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求同存异。找出共同点，这当然很好，即使有不同点，双方仍可保留自己的观点。个人之间也是这样，朋友再好，也有吵架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好好搞建设。我们希望安定二十年，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

1935年8月4日—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言指出：（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三）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地团结。中央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会上，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他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中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并提出“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的口号。

1975年8月3日　邓小平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发表讲话，提出整顿国防工业企业的三条措施：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篇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39年8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对此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是对的，因为现在是处在和战问题的重要关头。在参政会上，对党派问题及团结问题要提出来，不提出反易于处于防御地位。我们参加参政会的目的，在于暴露坏分子的阴谋，暴露汪精卫派等的阴谋。要注意反对暗藏的汪精卫派及准备投降的某些银行家及军人派，使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基础转到中产阶级方面来继续抗战，现在有分化大资本家的可能。他还指出：保障民权、保证团结、保证在敌后的发展、保障财政问题、反对妥协投降等提案都是必要的。张闻天指出：要使这些提案能公开发表。刘少奇将对此次国民参政会的方针归纳为：达到暴露他们，宣传自己，争取同情，孤立他们的目的。

1941年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分析了我党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现况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决定强调：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这个决定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34年7月31日　毛泽东就目前时局和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同《红色中华》记者的谈话。谈话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大举进攻苏区是完全配合一致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讨伐国民党卖国贼，正在各条战线上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开展最激烈的血战，以一切力量用各种办法去粉碎这个凶恶的“围剿”。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抗日作战是越快越好，我们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敌人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

1940年7月30日—8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周恩来介绍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强调对中间派要采取各个争取的办法；不应使同盟者失败；对非党干部，要说服他们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等。我们的方针是：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关于南方党的工作，指出：南方工作委员会所领导区域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主，但必须注意统一战线工作。

1948年7月29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加写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文字是：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在一次武装及简单的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的，中国的反动势力是不会在一次或几次打击之下就能完全消灭的。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在广大的地区内，彻底消灭了反动势力，但是反动势力仍然在另外的广大地区内存在，而且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之下，仍然还有他们一定的力量，并继续压迫那里的人民。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敌人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被夺取，反动势力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

1931年7月28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西部高兴圩地区，于本日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方面急进的情况，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首先从侧翼打起，突破一点，然后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置深入赣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军主力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弱者。红一方面军自八月七日至九月十五日，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打破了敌军的第三次“围剿”。通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7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时发言。发言指出：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应大家出马，不应关起门来。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

1982年7月26日　邓小平同姚依林等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提出，处理好计划与市场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他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指出：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这篇谈话的一部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中。

1932年7月25日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前线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电报针对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指出：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再次致信苏区中央局。信中说：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八月八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0年7月24日　毛泽东、朱德分析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改变原来中央要求攻占南昌的计划，决定红一军团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八月二十三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军事指挥的指示，两军团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即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随后，红一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再次攻打长沙。

1936年7月23日　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谈话指出：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毛泽东在回答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时指出，原因有三：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依靠共产党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的指挥员都是能干的、聪敏的、忠实和真诚的。在回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时指出：我现在得再重新说一遍，夺取政权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停止内战，产生一个各党各派的全民的民主政府，为民族独立而抗日。在回答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革命的主要任务时指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此首要工作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1945年7月22日　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电报提出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指出：苏美英三巨头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电报强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1947年7月21日　毛泽东在陕西靖边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话。讲话指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山东的局面最近可以转变，陕甘宁边区还不能，但基本上停止了敌人的进攻，这就为以后转变局面打下了一个基础。过去一年消灭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我们伤亡三十几万人，假定第二、第三年的战争更激烈些，五年就要准备伤亡二百万人。现在我们有主力部队九十万人，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如能把主力扩展到一百五十万人，就足够解决问题了。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更加不信任他，他更加众叛亲离了。过去在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顽固派的方针就是孤立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一方面要作若干让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在国民党区域开展群众工作，批评顽固分子。我们没有等到抗战结束以后再转变方针，那样就来不及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希望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只有经过长期地教育群众，我们党才能在今年“七七”提出十六条口号。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又指出：抗战结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减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搞土地改革，不像抗战时期仅仅实行减租减息。但南方的地主却因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而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相信蒋介石，现在则和我们共同反抗蒋介石，这种情况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现在我们是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在听取与会者发言时，毛泽东插话指出：以后一个时期应该坚持自给自足、对外统制、军民兼顾的原则。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有困难的，必须有步骤地去做。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去解释。敌人把取胜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各个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先从干部降起。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制，不但奢侈品、非必需品不许入口，就是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也不许入口，而由自己生产。又指出：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到抗战时期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缓和国内矛盾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当时，我们根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同地主阶级也搞统一战线，这并不影响下层政权，也不限制群众的斗争。现在一般来说“三三制”仍旧不变，但对它的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如土地推平。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中农的土地应该不动，但在群众运动的大潮流中和中农同意的情况下，要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这种做法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部队打到外线去以后，与其马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如先按阶级路线摊派征税，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造成强迫群众去做。还说：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1929年7月20日—29日　毛泽东在上杭蛟洋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方针：（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是：（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1957年7月19日—30日　毛泽东起草修改《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并于七月三十日批示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文章完整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文章指出：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36年7月18日、19日　毛泽东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强调如果蒋介石愿意抵抗日本，我们的军队可以放在他的指挥之下。谈话指出：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从苏维埃运动开始以来，我们永远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并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富农的土地是不被没收的，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参加抗日运动的地主，给予特殊的看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也不可能在一个单独的战线上进行。一些资本家，一些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在这个斗争中担负一种职务。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的。如你所知道的，我们已经写了许多的信和公文给他，表明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诚意，并且提议：在他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但这个只有蒋介石自己能决定，决不能够再长久地延迟了。现在我们的目的，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像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