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29日 　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电报就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指出：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三八线南北），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又强调：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固守汉城及三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一种情况。

1929年12月28日、29日　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在深入调查了解红四军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主要内容包括：

1950年12月26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电报指出：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还强调：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1947年12月25日—28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举行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还讨论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纠正的办法。

1959年12月24日—26日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1939年12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要利用阎锡山实际上已反共，表面上还没公开反共的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张闻天指出：总之在政治上要做到有理，在军事上要取得胜利。当我没有准备好，不妨稍为退让一点。

1950年12月22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上加写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1939年12月21日　毛泽东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文章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以《纪念白求恩》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26年12月20日　毛泽东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欢迎他到湖南考察的大会，并发表题为《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的演说。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现在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它一步。会后，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

1936年12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以及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作报告指出：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

1936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电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这个电报，改变了十五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935年12月17日—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即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根据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特点，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完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电报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指出：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

1936年12月15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位红军将领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主张，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这篇文电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7年12月14日　刘少奇在听取黄敬汇报石家庄情况时指出：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存和发展工商业，保存和发展经济，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城市的工人运动、贫农运动，都要从城市的整个经济政策出发，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不仅公营企业要发展，私人工商业也需要发展。不能把在乡村中的清算斗争运用到城市工作中来。

1948年12月11日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野战军电。电报指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廊坊、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防敌逃跑。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津、塘、芦、唐诸点。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1947年12月10日　朱德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信中介绍晋察冀部队在攻打石家庄等地的战役中，发动官兵边打仗边群策群力学习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战术，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夺得胜利的经验。信中还反映一些城市存在工人工资待遇过高的问题，认为这样会使公私工厂大部关门，工人失业，损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将此信批转给各中央局、野战军。批语指出：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工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朱德的信收入《朱德选集》；毛泽东的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1939年12月9日　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一二九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讲话还指出：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

1941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及中共的对策等。毛泽东发言指出：世界局势现在已明朗化了，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了，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

1997年12月7日　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他指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既要跟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又不能占用过多经费、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们要有一个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套的战略构想，从总体上把握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逐步推进。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基本上相一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大体也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从现在起到二〇一〇年，用十几年时间，努力实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军费的相应增加，加快我军质量建设的步伐，适当加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力度，完善武器装备体系，全面提高部队素质，进一步优化体制编制，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发展。第三步，再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