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18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敌我形势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把握更大。

1931年4月17日、18日　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县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在发言中既不赞成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作战主张，也不赞成分兵退敌的主张，认为应当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发言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

1943年4月16日　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一文。文章分析了革命军队得以巩固的原因，指出：革命军队组织力量之巩固，是建立在自觉的革命纪律上，这种纪律的基础在于：全体军人对于革命、对于抗战建国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在军内，上下一致，相互爱护，服从命令，万众一心；在军外，军民一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遵守政府法令，爱护民众。此外，指挥员指挥正确，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以身作则，因而获得部下爱戴，虽挥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指挥员对部下的关心，首先应在政治上注意。其次，工作上关心，最后，是在物质生活上关心。文章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既然在于建设新中国，因此，我们革命的军队就应该学会建设。这篇文章节编收入《朱德选集》。

1932年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

1981年4月14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谈到中国的发展目标说：中国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好起来了，把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确立起来了，正在坚定不移地奔向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讲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九七九年我跟大平首相说到，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

1943年4月13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毛泽东指出：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策略，过去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模范的。会议决定以上三个指示照毛泽东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其中第三号指示指出：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指示论述了开展自我批评的意义。

1939年4月12日　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1944年4月11日　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从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对部队进行全面的检查。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三千字左右，主要阐述共产党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指出：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